赌博游戏免费送彩金|许多人以为2015年万科宝能股权之争,是王石创业以来最大难关,实际上2008年才是

时间:2020-01-09 13:51: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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赌博游戏免费送彩金,许多人以为2015年的万科、宝能股权之争是王石创业以来最大的难关。实际上,2008年才是。后来的十年,王石到海外访学,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,甚至在63岁练出了 “人鱼线”,尽管质疑他“作秀”的声音仍旧不绝。对于他本人而言,这十年的经历,为的都是走出那个至暗时刻,重新寻找自我价值。

文 | 张佳婧 刘周岩

“我的很多人生转变,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。”王石在北京万科的顶层告诉我。助理问他录制视频的时候要不要换上西装外套,他说穿运动服就挺好,自然。虽然2017年已经从万科退休,只保留集团“名誉主席”的头衔,每天的日程仍然排得很满:赛艇、公益,但这些事都是他想做的。“如果你连自己的时间都决定不了,能叫成功吗?”王石说,33岁开始创业、66岁退休,自己人生的第三阶段才刚开始。能达到此刻的自如状态,王石经历了十年的蜕变——身体的塑造、个性的伸展、知识的提升、社会角色的变化乃至生死观的变化。他把这些经历写成新著《我的改变:个人的现代化40年》,近日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,读过书稿的人,都会有这样的感受:王石真的变了。

转折到来的2008年,万科作为中国地产巨头正风生水起,王石本人也完成了“7+2”满贯(登顶七大洲最高峰,徒步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)。“王石是天生的领袖人物”,经济学家张维迎评价,“他个性张扬,以自我为中心,我行我素,追求与众不同,不循规蹈矩。他有强烈的征服欲和表现欲,喜欢冒险和挑战,甚至愿意冒着死亡的危险证明‘我能,你不能’。他喜欢领导别人,不愿被别人摆布。”

但也是那一年,“拐点论”和“捐款门”事件让他跌落神坛。

2007年12月13日,王石在清华大学参加一场新闻发布会,记者提问道:“进入10月以来,珠三角住房交易量出现不同程度缩水……,楼市拐点是否出现了?”王石答:“我认可你关于‘拐点论’的说法。”此言一出,坊间一片哗然。

开发商、经济学家、房地产专家激烈地反驳“拐点论”。人们纷纷揣测王石的动机,各种“阴谋论”甚嚣尘上。王石和万科一时间被房地产同行和地方政府视为害群之马,“远离万科”甚至成为口号。消费者的抵制情绪高涨,上演打砸闹剧,万科陷入空前孤立。

就在“拐点论”持续发酵时,接踵而至的“捐款门”事件更是使王石的个人声誉跌到了谷底。“5·12”大地震当天,万科捐款200万元,备受网友质疑。三天以后,王石回应称:“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。”他强调:“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,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,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,而不成为负担。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,有条提示:每次募捐,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。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。”

王石发表的观点引来了众网友的谩骂,迅速酿成了王石本人以及万科历史上最大的道德信任危机。每天至少五六十万条批判、谴责、谩骂的帖子涌进他的个人微博。这对于当时功成名就、受人敬重的王石来说是巨大的心灵冲击。王石告诉我,一向认为理解年轻人的自己,这次发现公司里的80后们对自己无比失望。

曾经采访过王石的作家许知远这样评价他:“他非常在意社会标准,他不是一个彻底能够自我依赖、自我满足的人。”王石的一生都在自我证明,外界的否定对他打击巨大。自小就是个体育爱好者,但王石始终对自己一米七多点的个头介怀良久,当被问及这个困扰何时得以解决,他回答道:“直到登上珠峰之后。”

这似乎也解释了王石痴迷极限运动的最初动机:自我表现、个人英雄主义。谈起2003年攀登珠穆朗玛峰,他回忆,在距离登顶仅有600米时,“我走不动了,那个向导发现说,你没氧了……总指挥在7000米的位置听到我没氧气了,他紧张了,著名企业家可能要死在那了,说让我赶快撤吧。”但当时正值非典疫情,央视四个频道同时现场转播珠峰登山队情况,收视率奇高,王石一想,还是得“上去再说”,冒险登顶成功。

2005 年 12 月,王石徒步九天,行走 100 公里抵达南极点

2010年5月22日,王石登顶珠穆朗玛峰,高山缺氧导致了暂时性失明

连最初下海经商,王石也承认不是为了谋生计,而是实现野心。当时在外经贸机关工作的他发现,自己最多也就是个厅局级了,“我这一辈子是个什么样子,甚至追悼会是怎么开,我都清清楚楚。我还待下去干嘛?”由此来到深圳创业,接着改革开放的东风,从倒卖录像机开始,将万科打造成中国房地产界的龙头。

1984 年,创立万科的第一年,王石与同事们在一起

但在2008年的危机中,王石此前所有的成就被大众抛之脑后。一条来自网友的批评让他至今念念不忘,“虽然你登上了珠峰,但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。”那个依靠万科与珠峰而构建的王石神话破碎了,曾经自信满满的他深陷旋涡之中。下一步,他究竟该何去何从?

波士顿的冬天很冷,王石住的老式公寓供暖也一般,他常常喝热咖啡暖身提神。有一次,他做语法造句和写作的作业直到凌晨,听到窗外扫雪车“叮当叮当”的铃声,感到浑身冰凉,下意识起身去厨房倒咖啡,发现电炉上水壶里的水早已烧干,壶底烧得红彤彤的,壶盖上的塑料扣都已经熔化了。窗外透出曙光,一看表,凌晨 4 点,他这才上床休息,但神经仍旧兴奋,怎么也无法入睡。这是王石2011年年初来到哈佛访学的第一个学期。

2011 年,王石在哈佛大学的公寓里

和不少其他“五零后”一样,王石受的教育并不系统,虽然以工农兵学员身份上了大学,但他并不满足,“自视来讲,我还是特别好学习的”。这也让王石多年来一直存在身份认同的挣扎。“我感到文化人骨子里对商人是鄙视的,更不要说房地产商人。”王石说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。

2010年初,首次受邀在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授课,王石发生了心态上的转变,他告诉我:“未来如何把握、经营企业,我有我自己的感悟,但我觉得更多的不应该是我去讲演,获得掌声,拍屁股就走了。未来是年轻人的,我当时就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到教育上。”但站在讲台上的吃力让王石越发意识到知识的不足,多年前的留学梦便就此复苏。在不久后的一次晚宴上,哈佛大学中国基金执行主任邀请王石前往哈佛游学,试探性地问,项目有三个月、六个月、一年,王石想都没想当场说:一年!如今又回顾这个场景,王石告诉我:“实际上不用很著名的大学邀请我都会接受,但正好就是哈佛。”邀请函又迟了许久才来,原来对于是否要邀请一位中国商人到哈佛做访问学者,在学校内部引起了争议,还好王石最终“过关”。

在哈佛,王石决定一切清零,选择最原汁原味的留学生活。每节课跑堂,没座位的时候席地而坐,午餐通常是一个三明治,下课后回学校图书馆还书借书、打印资料,晚餐在快餐店买一个四美元的土耳其鸡肉卷,吃一半就饱了,另一半打包带回。回到公寓,烧壶水,开始做家庭作业……

他不止一次强调:在哈佛学习期间有如“炼狱”,比攀登珠峰还难。这让人倍感不解,毕竟相比冒着生命危险登山、在商场上厮杀,读书该是何等惬意。王石解释:“我当时第一个要过的就是语言关,听不懂啊,每天都是煎熬……这和你的尊严没有关系的,和你有没有掌控力没有关系,语言这个工具掌握不了,你怎么办?这对60岁的我来说是个挑战。”王石多次想过放弃,但最终还是熬到了英语能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刻,过了这个坎,后面的一切就容易许多了。王石学习“上了瘾”,又接连到英国剑桥大学、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继续他的环球游学,贯穿的线索是认识西方宗教,也由此认识西方文明的根基。

王石在耶路撒冷。希伯来大学是他继哈佛、剑桥后求学的第三站

经历高强度、连轴转的学习与交流,王石说他的思维“就像生锈的机器重新加了润滑油”,新想法层出不穷。另一个惊喜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再认识。在哈佛的第三学期,王石选听了普鸣(michael puett)教授的 “中国古典道德与政治理论”——仅次于曼昆“经济学原理”的哈佛第二热门课程。普鸣教授将21世纪的美国人和2500年前的中国人相提并论,指出两者都面临自我中心的困惑,这让王石感到震撼。他说自己的人生一直都想摆脱“传统”,追求“现代”,恨不得把西方的一切都学来,没想到千辛万苦跑去西方的知识中心,他们却在思考如何从中国传统中挖掘养料,赋予当代美国人以价值系统。

回顾过去,当年“拐点论”事件后,面对开发商和消费者的盛怒、警察对于恶性事件的袖手旁观,王石一度认为这是中国不够“现代”,没有契约精神而造成的局面,对社会感到失望。此刻再反思,他意识到中国在契约之外有其独特精神——“同情弱者原则”。不再公开降价,而是利用各种节日促销,事情实质一样,社会接受度却大大提高,王石发现不再和“传统”作对让自己好过许多,这不仅是商人的“应变”,也让他思考:自己有可能、有必要摆脱民族文化的身份吗?

在大学的陌生环境里,王石不再是周围所有人的老板,许多时候就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。课堂考试,他最迟交卷,下了课,又发现自行车座被人毫不客气地偷走。这却无比难得,因为在过去,这样的机会很少。只有一次:王石的粤语很差,却喜欢逞能在公司开会时讲广东话而洋洋自得,直到有一天在香港,王石用广东话在餐厅点菜,点一个服务员记一个,他正要高兴,服务员问:“先生,你的普通话怎么讲得这么差?”来到哈佛以后,王石发现身边就充斥着讲真话的“服务员”们。身份的落差,反倒激活了许多新的活力,开启了反思的大门。

直到2015年,王石到剑桥大学上学,“走后门”进了赛艇队,自己一下变成队里最弱的了,才意识到以前的幼稚。“我划赛艇划了十二年了,我也不和他们合练,到时候去了,哇,老板来参加……划了十二年赛艇,我整个是个混蛋。”但在剑桥,王石回忆,“年龄、经验各方面都不如别人,自己是个弱者,但你发现人家不把你当弱者。”王石这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:赛艇精神的核心在于齐心协力,这对应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协作模式:整体大于个人英雄主义。

王石与深潜赛艇队员参加比赛

同样是2005年,王石赴北极徒步,北京大学资深生物学教授潘文石专门赶到北京首都机场为他送机,转交给他一封信。潘教授在信中赞扬王石的探险经历,他认为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,与环境保护、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,衷心祝愿王石成功。这让内心自认不过是逞能与自我表现的王石面红耳赤。“我是个明白人,我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:你是一个公众人物,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,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。”王石说道。多年以后,王石竟然真的在潘教授的期待中找到了对自己的认同——环保。

海明威的《乞力马扎罗山的雪》如此开篇:“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5985 米的常年积雪的高山,据说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。”王石深深为这一句话所吸引,但2002年当他登顶乞力马扎罗山却发现:乞力马扎罗没有雪了。2006 年“7+2”完成以后,王石还同队友们在南极点附近兴奋地脱光上衣庆祝,同样发现:南极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冷。气候变化就在眼前。

那时恰逢王石在万科推进住宅产业化的过程。所谓住宅产业化,就是像造汽车那样造房子,把尽可能多的比例在工厂制造预制件,然后到建筑工地组装成房子,可循环利用的钢膜取代了传统的木模。

王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。万科,这个瞄准世界上最大房地产开发商目标的企业,同时也是巨量木材消耗商,究竟应承担起什么样社会责任?“必须坦率地说,万科推行住宅产业化的初衷是为了提升企业竞争力,不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。后来发现推行住宅产业化能节省木材、节约能源,与绿色建筑的要求高度一致,才从不自觉到自觉,大力推行。也因此,在低碳经济时代占得了先机。”王石选择主动找到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事处,希望能有所贡献,他说自己谈不上多高尚,但至少希望不要成为负面典型。绿色和平组织很惊讶,从来都是他们“突袭”大企业,第一次有人主动找上门。

在绿色和平组织的牵线下,2008年王石先是访问亚马逊雨林,后又去美国华盛顿拜访了世界自然基金会(wwf)的美国分部。后来的几年,万科与wwf建立了密切的合作:如“ 地球一小时”、垃圾分类回收、珠峰地区环境保护、保护喜马拉雅山地区雪豹、推出全球木材绿色环保认证等活动,他也接受了美国分部的邀请,成为这家机构历史上第一位外国董事。十年中,王石借助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“中国企业日”、世博会、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做了许多有国际影响的环保项目。如果说在国内,王石的标签还停留在企业家和登山家,那么在国际社会,是他在环保事业上的努力让他获得广泛认可。

“我在环保领域所体会到的力量感,是商人或者说企业家的身份带给我的。而因为环保,我对商人这个身份的理解,和我少年时、50 岁时,有了很大的不同。”王石说道。这种自我理解、自我接纳对他来说实属不易。

在哈佛学习期间,王石曾选修了“资本主义思想史”的课程。正是在那一时期,他了解到工业革命中商人的角色,像福特、洛克菲勒等 19 世纪末崛起的那一代商人,按照现代工业模式所组织的生产,无论是炼钢、炼油、修铁路、造桥、造车等,显然都对社会起了推动作用、倡导了新的生活方式。那么,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后,中国当代企业家又能为中国的社会带来什么呢?这是王石思考的问题。

2015 年,王石参加巴黎世界气候大会

随着在环保事业上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定位,王石多了一条别人评价他的标签:“世界主义者”。“就现在的生活状态来讲,我完全是世界范围内的思考。但是我并不期许自己扮演一个担当世界责任的角色。”王石对自己的局限性认识得格外清楚,“比尔·盖茨那样或许是真正的世界人,我远远达不到他的影响力。但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。”

“中国的企业家阶层除了财富外,是不是社会精神和高贵精神的代表者?是不是社会时尚的代言者?对于很多人来讲,财富可能只是个数字。但是否生活得真正健康,变成这个社会最受羡慕的榜样?我们的语言、思维的表达方式对社会的影响,包括对整个社会新思潮的引领,能否变成一种社会责任和使命?这是2004年2月28日,上海举行企业家沙龙,联和运通董事长张树新的发问。

如今,这场聚会已过去15年,王石的“当头棒喝”也已过去10年,他认为自己对这几个问题给出了虽不完美却真诚有力的回答。

王石《我的改变》

我的改变:个人的现代化40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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